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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找川南意义:从地域到文化
2015-08-31 13:43:40 来自:四川报道网 编辑:向经纬
伍松乔近照
伍松乔简介
高级编辑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长期担任四川日报副刊主编。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员、四川省社科院巴蜀文化研究员。有《姓甚名谁》《记者行吟》《媒体上的文化庄稼》《中国书生宋育仁》《成都》《羌之红·北川重生羊皮书》《天下古成都》等十余部专著出版。
个人获全国报纸副刊突出贡献者称号,作品获中国新闻奖、冰心散文奖、四川省文学奖、巴蜀文艺奖等。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、四川作协主席团成员、四川散文学会副会长。
寻找川南意义:从地域到文化
文/ 伍松乔 我本川南人,生于泸州长江边,长于富顺沱江岸,安身立命于岷江上游成都。近些年常回川南,与家乡文友交流,说得最多的话题是:寻找川南的意义——从地域到文化到文学。
作为“乡愁”派,一向认为“仰望星空”固然重要,但“顶天”之前,该先“立地”。
川南这地,既是一处自然地理,也是一方人文区域,它有没有自己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意象、文化基因、集体文化性格呢?比如像全国的中原、江南、岭南,巴蜀的川西坝、康巴那样。
关于川南,至少有三种界定。
以地貌而言:成都平原以南,翻过龙泉山的沱江中下游以及南向岷江下游的浅丘、深丘地带;以1950年代初的行政区划省级川南行署而言:包括内江(辖资阳)、自贡、泸州、宜宾、乐山(辖眉山)5个地市级行政单位、42个县级行政单位。此外,以地图方位来看,加上攀(枝花)西(昌),也可以叫作大川南。今天所说的川南,大体上是前两者的兼容。
1951年出土的“资阳人”头盖骨化石,表明早在3.5万年前,在这片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。而历经20余年、2012年底结束的四川最大的考古发掘,在宜宾向家坝,川南首个新石器时代遗迹3万余件磨制石器等文物的出土,将对川南历史的认识提前了3000年,为巴蜀文明的分布提供了新的证据。
在川南南缘山区,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衔接的边地,长期生活着中原所谓“西南夷”的一部分,它与巴蜀有区别也有来往,在魏晋至唐宋元明的文献中,先后不一地称之为“僚”、“土僚”、“葛僚”、“戎僚”、“都掌蛮”、“九丝蛮”等,也被笼统称之为“群僚”, 包括土著“僰族”。他们身着筒裙,椎髻、凿齿,使用贵重铜鼓,有着与华南地区越僚系统民族相同的文化特征。《尚书·牧誓》记载,僰人首领因跟随周武王伐纣有功,被封为“僰侯”,在今川南和滇东北地区建立了势力强大的“僰侯国”。为人熟知的宜宾市珙县、兴文境内的“僰人悬棺”,即是这些川南古老民族的遗存。
僰人、僚人荜路蓝褛,披荆斩棘,是川南地区最早的开发者。与中原人、巴蜀人长期视其为落后“蛮夷”的偏见大相径庭,早在两千多年前,他们便以善种荔枝、水稻著称,还精于用荔枝酿酒,这在唐宋大诗人杜甫、黄庭坚、范成大的诗中多有记载,即所谓“重碧酒”、“荔枝绿酒”、“春碧酒”等。宜宾翠屏区东汉岩墓中出土陶田中的自流灌溉、稻田养鱼场景,表明先进的农业技术已经生根开花。《史记》记载:西汉中郎将唐蒙出使南越国,在那里品尝到了僰人所产的蒟(一种蔓生植物,果实似桑椹)酱,得知从四川有水路经贵州、广西可直达番禺(今广州)。于是奏请汉武帝,率数万兵丁,开通了经川南通北盘江,向西直达云南滇池,向东经南盘江和红水河通西江,直达番禺的南夷道,这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南方丝绸之路”。
秦汉以后,僰人势力日衰,慢慢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居相融,而这方水土根基扎实的繁茂方兴未艾。以泸县宋代石室墓群石刻艺术为代表的川南墓葬石刻为例,其规模宏大、精美异常,令人叹为观止。其丰富多彩的内容,涵盖了宋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和阶层,成为古时川南版社会风情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川南人文特质
在漫长的农耕时代,川南可是大大地“阔过”。
老川南说来话长,我把它简要概括为“12345”,即:一江(长江上游流域,含干、支流)、两头(位于成、渝腹地)、三都(盐都、酒乡、糖城)、四省(川滇黔渝交接)、五地(内江、自贡、宜宾、泸州、乐山)。这些特点是老川南生存、发展的基本面。
川南人文的特质,需要从比较中来认识。
在有文献可考的历史里,远古蜀地与中原文化的主流是背离的,“人文精神”较为匮乏,精神动力来自原始宗教崇拜。缘古而下,即便秦汉一统之后,也是道家显赫,“子不语”的巫术、方术流行。
而川南大不一样。
《华阳国志》记载:江阳郡(以今泸州市为中心)“少文学,多朴野,盖天性也”;僰道(以今宜宾市为中心)“夷中最仁,有仁道。”
长此以往,一脉相承。川南以仁为中心的价值取向,至今巍然屹立的国保文物单位泸州报恩塔,富顺、资中、犍为的文庙,隆昌牌坊群等,足以为凭。南宋时,爱国诗人陆游曾在荣县为官,也盛赞“其民简朴士甚良,千里郁为诗书乡”。而交相呼应的乐山大佛、荣县大佛、安岳十万佛雕、泸县玉蟾山摩崖石雕等,佛像庄严,也与川西颇有市场的装神弄鬼泾渭分明。
鉴于忠孝仁义之风源远流长,不少学者主张将川南文化概括为“尚仁”。
元明清以来,巴蜀历经多次大战乱,但川南遭受的祸害相对较小,因此留存下来了相对较多的老四川居民后裔。明末清初川祸之后,四川不少地方十室九空,人口锐减,后来的居民大多由湖广“填”来、客家迁移,清代之前的原住民在总人口里只占到10%—15%,“并无十世老成都”的竹枝词便是形象说明。而《宜宾县志》对当地48大姓161宗支的统计表明,属于明代居民后裔的竟有约27%,达44个宗支,这在四川全境实属罕见。实际上,不仅仅是人口,川南地区保留下来的古风古俗远较巴、蜀为多。就连今天成都“散打”节目里常常被取笑的好些自贡、乐山方言,它其实正是当年的古语呢!从这些意义上,川南人不管从文化和宗族方面来讲,堪称正宗的“老四川”。
集体性格的区别更显而易见。作为川西代表的成都人和川东代表的重庆人,前者阴柔似“水”,随遇而安,后者阳刚如“火”,一点就着。而地处成渝中间的川南人,其刚柔相济,用川南名产“酒”来作比喻是再恰当不过了——酒就是水加火,或曰:能点着的水或者不动声色的火。
老川南实力最充分的体现,是一批集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以至军事强大资源为一身的丘陵大族。他们中至今尚有景观、遗址可寻的,包括自贡盐业世家的新老四大家族、宜宾江安夕佳山的黄氏、富顺的萧氏、泸县的屈氏等。名声远扬的川西大邑刘文彩,也是在宜宾发家的。
川南多丘陵,丘陵多山寨。历史上的兵荒马乱,将川南各地山寨中的佼佼者,造就成为雄踞一方的特殊城堡。其中最典型的,要数内江市隆昌县的云顶寨和自贡市大安区的三多寨,这两座古寨,比起川西平原上的刘文彩庄园,其规模与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刘文彩庄园是刘氏地主1930年代一朝暴发的写实。云顶寨是郭氏家族明洪武年间由湖北麻城挑着衣箩“填四川”开始,渐进累积六百年的结果。三多寨则是18世纪中叶由清代自流井颜、王、李三家大盐商联手共建的。作为绵延衍生、由发展而发达、富甲一方的封建世家与新兴的近代富商巨贾,后两者的历史份量不言自明。云顶寨、三多寨的兴建以及继后的大规模扩建,都是斥巨资由名工巧匠按图施工,在统一规划下历时数载“一步到位”的,其总体历史风貌与建筑审美,也是掠得一块地竖起一座房的刘氏庄园不能比拟的。两寨居高临下,建成后从未失守,寨内田土林木、楼阁庭院、市场阡陌、兵棚书院、风光景物皆自成一方世界。凭借自家强大的综合势力与盘根错节的关系网,它们俨然“特区”,在区域政治军事、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,地方官员也奈何不得。云顶寨又被人叫作“云顶国”,由此不难想见其不可一世的赫赫声威。
川南的文化风景
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,这方热土的文化风景别具魅力,蔚为大观。
川南历史上的文化精英,其人其文,如陈酿美酒,为这片土地凭添了不尽的醉人芬芳与浓郁诗意。川南文化的标杆与旗帜人物,如长江上游的浪花,叠叠而来,为中华与家乡的文化长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不朽篇章,迸发出绵绵不绝的代代精彩。
择其要者,他们中有:史载巴蜀最早文化人、商朝守藏史(皇家图书馆馆长)、中华养生文化鼻祖彭山彭祖,春秋周大夫、作过孔子学乐之师的资中苌弘,为孝敬祖母辞官、写下千古《陈情表》的晋代彭山李密,堪称中华文化丰碑的千古伟人、北宋眉山苏东坡及其父其弟(并称“三苏”),四川“睁眼看世界第一人”、晚清“新学巨子”富顺宋育仁,经学大师、“托古改制”先于康有为的井研廖平,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的维新烈士富顺刘光第,清末民初蜀中一代诗词大家荣县赵熙,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资中骆成骧,历经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、讨袁、北伐、抗战、新中国解放与建设的跨世纪革命老人、中国人民大学创始人、文字改革领军者荣县吴玉章,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、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乐山郭沫若,“五百年来第一人”、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画大师内江张大千,新文化运动先驱者、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组织者之一、中国现代电影、话剧大家高县阳翰苼,“五四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、中国白话诗开拓者之一的安岳康白情,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“蜀中幽默大师”、谐趣斗士内江刘师亮,以奇书《厚黑学》惊世骇俗、百年畅销不衰的“厚黑教主”富顺自流井李宗吾,20世纪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一代宗师、以不朽之作《流民图》长卷起诉战争、呼唤和平的泸县蒋兆和,自贡盐商后代,著名乡土长篇小说《自流井》作者、“左联”作家王余杞,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、香港中文大学首任文学院长宜宾县唐君毅,新中国美学奠基者之一的合江王朝闻,中国电影第三代知名导演合江凌子风,当代长安画派创始人仁寿石鲁,台湾中华电视公司董事长富顺易劲秋,台湾电影史上第一部剧情片《阿里山风云》导演富顺张英,等等。
地处长江上游风水宝地的川南从不封闭。
一方面,挟大江东去的浩荡气势,“一出了夔门,我便要乘风破浪!(郭沫若《巫峡的回忆》)”。另一方面,来来往往千万人,往往来来万千诗。唐代乘舟川南行一路吟咏的诗仙李白、诗圣杜甫,唐代边塞诗人、曾任嘉州(乐山)刺史、被称为“岑嘉州”的岑参,客居戎州(宜宾)三载、在丹棱造就天下大雅堂的北宋大文豪黄庭坚,先后就职嘉州(乐山)、荣州(荣县)的南宋大诗人陆游,清代文字训诂学大家、《说文解字注》作者、两度在富顺任知县的段玉裁,护国讨袁战驻防泸州时组织东华诗社的朱德,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、青年运动领导人、泸州川南师范校长、川南红色文化启蒙者恽代英……外来文化、外来文化人,如此深刻地影响与塑造着川南文化。
1926年12月1日,由杨闇公、朱德、刘伯承组织,中国共产党争夺枪杆子的处女战泸州起义,以及之后历时167天的泸州保卫战;中央红军长征过川南四渡赤水经典战役与重要会议,为近现代川南抹上了红色文化的浓墨重彩。
抗战时期,大批内迁院所云集川南,带来了影响深远的现代文化深耕与传播。1939年,“万里长江第一镇”的宜宾李庄,慨然发出“同大迁川、李庄欢迎,一切需要、地方供应”的16字电文,于危难中热忱拥抱流离失所的中国文化精英们,国立同济大学、金陵大学、中央研究院、中央博物院、中国营造学社等十多家高等学府、科研院所,迁驻李庄,一大批全国知名专家学者李济、傅斯年、陶孟和、吴定良、梁思成、林徽因、童弟周、梁思永、劳干等等汇聚于此达六年之久,李庄成为举世闻名的抗战文化标杆。而被誉为“中国戏剧家摇篮”、“中国现代戏剧圣地”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,长驻宜宾江安,由中国近代话剧运动奠基人之一的余上沅任校长,戏剧大师曹禺、应云卫、应尚能等任教务主任,洪深、杨村彬、焦菊隐、黄佐临、吴祖光、陈白尘、张定和、陈治策、马彦祥、贺孟斧、陈瘦竹、吴晓邦、刘静沅等为专职教师,梁实秋、徐悲鸿、程砚秋、田汉、梅兰芳、赵元任、宗白华、潘光旦等为客座教师。群星灿烂,营造了中国艺术史上的壮丽景观。与此同时,国立武汉大学迁驻乐山,故宫文物迁藏乐山、峨眉,北大、清华、南开3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泸州叙永分校等,都当之无愧地令川南成为中国抗战文化中心。在炮火硝烟中保护、涵养民族精神,发展、创新传统文化的同时,川南自身的地域文化也因此得到了跨越式的提升与飞跃。
巴蜀百年文化地图中的文化人板块里,清末民初成都的“五老七贤”具有显著的地位。作为传统文化在四川的标志性群体,他们在乱世动荡中,为社会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价值与精神世界的一方高地,得到各界的普遍尊崇。“五老七贤”里,宋育仁、赵熙、骆成骧、邵从恩等川南人至少占到三分之一。
鲜为人知的还有另一个与时俱进的新板块。与文坛艺苑相连却独树一帜的传媒界,在中国兴起的历史仅仅一个多世纪,这支文化新军,是推动社会现代化威力无穷的另一种笔杆子。2000年11月8日是新中国的第一个记者节,四川主要媒体的记者代表集体前往自贡市富顺县,膜拜出生在这里的“巴蜀传媒第一人”宋育仁先生。车行川南,山水纵横,丘陵逶迤,屈指一算,在川南至少有六位名震全国的传媒精英。他们的坚实步履,恰好连成一条百年传媒之路,首尾相接,传递着前仆后继的新闻接力棒。
1897年11月,宋育仁在重庆创办了四川第一家近代报刊《渝报》,次年又在成都推出《蜀学报》,宋育仁凭借两报,成为清末维新四川大变革的播火者;1905年9月,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富顺自流井人雷铁崖,在东京出版了四川近代在国外的第一份革命刊物《鹃声》,他先后在海内外五度创办、主持报刊,成为辛亥革命叱咤风云的宣传家;清朝灭亡、民国建立之后直到抗战时期,隆昌人郭步陶,先后主持上海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笔政,成为中国报业名重一时的大手笔;1920年代,坚守蜀土、以传播新文化为己任的江安县人陈岳安,他和李劼人创办的《星期日》周报,成为“五四”时期与《每周评论》、《星期评论》齐名的“六大刊物”之一;新闻接力棒的承传,两位川南之子相距六年、不约而同的两次中国西北行足为象征。1929年,郭步陶前往陕、甘等省采访灾情,历时49天,成为中国以记者身份考察西北的第一人。1935年,年轻的内江县人范长江历时10个月,行程上万里,于抗战烟火中发出了《中国的西北角》山雨欲来的轰鸣。范长江解放后担任过《解放日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的社长,“文革”含冤而逝,以他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,在其身后激励着新一代记者搏击风云;在威远县,还有当代报人胡绩伟,他也曾担任过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,在激情燃烧的1980年代,为中国的改革大潮推波助澜。
这些各领风骚的重量级传媒精英,都是川南出身,其间蕴含的地域文化现象值得研讨,他们一脉相承的精神风貌,值得后来者高山仰止,身体力行。
以宋育仁为例,概括其事其文有三“务”: 一是“时务”,文章留名非小我,书生入世乃大观。集中体现在他1887写成的《时务论》和1894至1896年出使欧洲悉心考察写成的《采风记》四卷里;二是“实务”。维新变革,很多人只是热血一时,热心一阵,有花无果。宋育仁却是彻底的行动派,不只开创报业,还办学会,建组织,四川第一批近代矿山、工厂、学堂、商业,他多有奠基、首创之功;第三,他还不以事小而不为,诸般“杂务”,小到采购机器、画设计图,也亲手去做。育仁先生的“三务”,可谓新时代川南文化人的典范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,当代川南文化人在全国与巴蜀同样让人刮目相看。
单以文化核心与基础的文学而言,以其自传式家族三代女性故事,成为西方华人最畅销图书的英籍华人女作家张戎;北京等地的朱先树、白鱼、郑义、李鸣生、罗强烈、欧阳江河、祁人、杨早,新锐郭敬明、饶雪漫、饶雪莉,网络写手周小平;从川南各地起步、转战成都的周克芹、魏明伦、傅仇、陈之光、傅恒、张新泉、何开四、徐康、武志刚、汪毅、陈岱俊、向荣、李自国、蒋蓝、聂作平、宋石男、七堇年、嘎玛丹增……等等,皆有全国性的影响;而坚守本土的各市一大批老中青作家诗人群体,也以持续的耕耘、不俗的成果,造就了川南长盛不衰的文学景观。四川省文联、作协以及各类文学学会的“掌门人”与领军者里,川南人所占比例大大超过其他地区。川渝5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,3位是川南人。冰心散文奖四川8人9次获得者,4人5次也在川南。
长江上游的“江南”
从更深广的角度着眼,随着多条高速公路的开通,较长时期相对边缘化的川南经济社会正厚积待发,实质性地走向复兴。三十年河东、河西,川南板块有大前途吗?
答案是肯定的。
四川确定的“多点多极”发展规划,十分明确地将“川南城市群”定位为紧随成都平原城市群“优先发展”的“第二个增长极”。简而言之,当下四川不能只有大成都,大川南发力,烧开这壶水,时不我待!
为什么要优先发展川南城市群?
因为它的经济实力、区位条件、资源禀赋是成都之外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。2012年川南城市群工业化率达56.7%,甚至高于成都城市群的43.8%。
基于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、国家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,2014年中,四川省发布了《成渝经济区川南城市群发展规划(2014-2020年)》,包括川南自贡、泸州、内江、宜宾四市全域以及乐山市5县,规划面积4.4万平方公里 。到2020年,川南将基本建成“同城化”发展、“四核、五轴”的多中心城市群,不仅要打造4个百万人口的区域性中心城市,还将开通城际公交、发展城际高铁、统一电话区号。
与经济、城市相匹配,不可或缺的是文化。川南文化的崛起,势在必行。
川南拥有高品位的众多世界、国家级文化与自然遗产:自贡恐龙、峨眉仙山、乐山大佛、蜀南竹海、泸州张坝桂圆林、安岳佛雕群、宜泸名酒园区、自贡盐都天车群遗存、兴文石海洞乡等,不胜枚举。
中华民族的南方母亲河长江,滔滔不绝。岷江、沱江、金沙江、大渡河、青衣江相汇相融于长江上游,枝繁叶茂、纵横交错、宽广博大,曾经创造了无数伟大,还将孕育出多少辉煌?
川南的明天可以用一个饱含文化意蕴的象征来表达——做好了,它就是中国西部、长江上游的另一个“江南”。
这一名目并非笔者杜撰,它是乾隆年间遂宁人张船山的发现。这位被誉为“青莲(李白)再世”、“本朝二百年一大名家,不止冠冕西蜀”(《国(清)朝全蜀诗选》)的大诗人,他流连在长江之滨,将长江头川南、长江尾江南两相比较,为川南写下了“滩平山远人潇洒,酒绿灯红水蔚蓝。只少风帆三五叠,更余何处让江南!”的由衷赞叹。
在巴蜀地图上,位于长江上游、成渝腹地、川滇黔交界的川南,是中国西部十分重要的区域板块,漫长的农耕社会里,古四川、老四川的实力与荣光,很大部分是由它体现的。时值21世纪第二个十年,它的重振势不可挡,宜(宾)、泸(州)、自(贡)、内(江)、乐(山),川南五星耀巴蜀,中国西部的锦绣“江南”不是梦!
风过川南带墨香—— 借用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川南视察时即兴吟出的一句“风过泸州带酒香”,以此表达对川南文化复兴的由衷期盼。
在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,在这片再造辉煌的热土,川南文化有理由高扬自己的旗帜,创造自己新的精彩!
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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